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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赫希:使牢固的界限变得模糊

  《用达达厨刀切过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汉娜·赫希(Hannah H ch,1889~1978)是一位曾一度被忽视的人物。尽管她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之久,但在以往的艺术史叙述中,她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低估,即便是在有关达达主义的专论中,她的成就也常常被其男性同道的锋芒所遮蔽。

  赫希是由她当时的情人拉奥尔·豪斯曼带入达达圈子的,自从理查德·胡森贝克从苏黎世将达达的“火种”带回德国,豪斯曼就和他一起成为了柏林达达的核心人物。在整个柏林达达期间,惊世骇俗的达达事件赚足了公众的眼球,而真正在造型艺术领域名留青史的,一是以格奥尔格·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为代表的架上绘画,后来发展为客观现实主义;一是由赫希、豪斯曼和约翰·赫特菲尔德创作的“照片蒙太奇”——将各种不同来源、彼此不相关的图像元素拼凑起来,形成一件新的作品,这是柏林达达为现代艺术史做出的特殊贡献。

  《驯》

  随着“后现代”艺术对于“挪用”“拼贴”等创作“策略”的广泛运用,最早也是最自觉地利用这一手段的赫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肯定,而在当时,她是备受那些自以为是的男性艺术家轻慢的,格罗兹和赫特菲尔德甚至不同意她的作品入选1920年6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达达博览会”,豪斯曼以撤展相要挟,才使她的作品最终得以展出。作为柏林达达中唯一的女性,赫希以作品证明了其不容小觑的实力,她的参展作品《用达达厨刀切过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成为此次展览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作品中的形象均来自报纸和杂志剪贴,在赫希看来,无论是就这些图像传递的信息,还是就这些图像的制造者、操纵者而言,人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男人的政治世界,而厨刀则代表身处厨房里的女人的世界,用厨刀切割这些代表男权的图像,实际上就是要对男权发起攻击,表达了赫希的女性主义立场。因此有人将赫希视为女性主义艺术的早期代表。赫希创作这幅作品的时间,正与杜尚为蒙娜丽莎画上胡子的“戏作”是同一年,杜尚是通过恶作剧般的行为破坏传统、颠覆艺术,而赫希则不同,她是以富有诗意的女性视角,借助一种非绘画的图像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一战后社会政治、性别身份以及机械工业与战争暴力的思考,展示了一个处于混乱边缘的世界形象。

  我们知道,达达主义者拒绝接受现代道德规范以及导致了战争的政治结构。他们的目标是颠覆所有传统,包括传统的媒介和艺术制作方式,如绘画和雕塑。他们使用大量生产的材料,通过令人迷惑而有意义的重叠和并置,拼贴出战后时代混乱的精神“景观”。他们所体现出的“反艺术”的态度,也是对德国当时主流表现主义美学的刻意否定。赫希的“照片蒙太奇”当然也带有达达主义艺术共有的特征,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个性,除了政治与社会喻义之外,因其构图上的精心安排,而使作品在形式上获得了一种均衡。事实上,她的一些苦心经营的“照片蒙太奇”作品已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焦点透视法则,重塑了空间关系。

  赫希以其尖刻、敏锐和有趣的方式,对所处世界做出了独特的回应。1922年柏林达达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赫希与豪斯曼的关系也未能熬过七年之痒。赫希于1926年迁居荷兰海牙,与荷兰女作家蒂尔·布鲁格曼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共同生活。在此期间,赫希开始进一步审视传统的性别角色、文化习俗和身份建构,创作了《驯》(1930)等一系列描绘雌雄同体和同性伴侣的作品。第三帝国时期,赫希的作品也被划归到“堕落”的行列,她于1936年回到柏林,隐居柏林郊区开始了“内心流亡”生活,1938年嫁给了比她年轻许多的商人、钢琴家库尔特·马蒂斯,后于1944年离婚。二战后,赫希重新开始了包括架上绘画的创作,并曾一度转向装饰性的抽象领域,大众传媒、流行文化也在她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

  《生活图像》(1972~1973)是赫希晚年的作品,她将自己的照片和从过去的展览目录中剪下的拼贴画图像组合在一起,回顾并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一生。这种将自我作为材料的创作手段,后来在辛迪·舍曼和汉娜·威尔克等当代女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艺术史是依照某种既定标准进行选择和大规模淘汰的记录和书写,尽管赫希后来的作品也曾公开展出,但人们仍旧将她定格在达达主义范畴。赫希和达达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自由思想以及他们创造的机智、幽默的“视觉宣言”,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世界。

作者:李黎阳   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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