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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岸瑛:丹托最大的贡献是对艺术的定义

【导读】丹托并不想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生产的环境,也不打算将艺术界理解为一个圈子或江湖。丹托所谓的“艺术世界”,最好被理解为哲学或逻辑学中的“可能世界”——他发明了一种从“可能世界”出发来定义艺术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用排列组合和矩阵来定义艺术,这种定义既是开放又是封闭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定义,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普遍认为,艺术是不可定义,也不需要定义的。您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读读我为《寻常物的嬗变》写的译者序,里面有较为简明的介绍。我认为,只有从“风格矩阵”的最后一列(全是负号的那一列)来理解“艺术的终结”或“艺术史的终结”,才是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否则读读黑格尔也就够了。


  2013年10月25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在纽约逝世。对丹托熟悉的中国批评家、理论家纷纷表示了自己的哀悼,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副教授陈岸瑛曾翻译和出版了丹托最重要的著作《寻常物的嬗变》,关于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以及对丹托理论的见解,99艺术网采访了陈岸瑛先生。

  丁晓洁:您认识丹托(其人其著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岸瑛:丹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名,这主要是因为从那时起他开始做艺术批评,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他的哲学的推广,使他成为继格林伯格和斯坦伯格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艺术理论家。1980年代我还是中学生,1995年读硕士后才逐渐了解丹托。2001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任教后,在美学课上开始讲丹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大约是在2005年接到杨全强先生的委托,开始翻译丹托的美学代表作《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翻译主要完成于苏黎世大学访学期间,2007年10月回国时基本上就翻译完了,但是一直拖到2012年1月才出版,第二年,丹托先生就去世了。出版前的样稿读得太匆忙,出版后才发现有个别地方有误排,后来一并告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蒋卫国老师了,期望在重印时能更正。翻译这本书,可以算是对丹托思想深入接触的过程。

  2008年,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教授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来我系讲学半年,他是丹托的弟子,与丹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饭桌上给我讲了不少丹托的趣闻。从他那里,我得知丹托早年学过艺术史,参加过二战,曾经是位成功的木刻艺术家,这些经历都对丹托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记得当时还和卡里尔教授专门讨论过丹托的艺术哲学,以印证我对丹托的翻译是否正确。我还从另一位朋友乔?费尔德曼那里听说,丹托是一位没有名人架子的人,为人非常nice。我只和丹托通过几封信,后来有机会去纽约,但最终出于疏懒,没有去拜访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感到有几分遗憾。丹托病了好几年,听说卡里尔常在床边照料他。这一晃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卡里尔教授了,不知他的世界艺术史研究得怎么样了。

  丁晓洁:在翻译《寻常物的嬗变》过程中与丹托做过哪些沟通?完成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经历?

  陈岸瑛:2006年到2007年,我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艺术史系访学,住在苏黎世山上的一座学生公寓里,晚上抽空翻译丹托的书,就是在那时与丹托有了联系。丹托的思想有些晦涩,时常吞吞吐吐地不给出最终结论,需要非常耐心才能跟到最后。此外,他喜欢在学术化的行文中夹杂一些口语化的表达,如“spongy”、“sec”、“hardnecked”等,这些词的字面意思不难查,但在行文中的引申义却常常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对这些词产生了绝望情绪,我才下决心给丹托先生写信。写完信,我意外地在网上发现,一位意大利女孩也在吐槽,她大概是在翻译此书的意大利版本,也正为“spongy”这类词而苦恼,这使我大感快慰。不多久,丹托的回信来了,他抱歉地说,这本书有时会以完全口语化的方式使用英文,在翻译成多国文字时,这种不时出现的自由的、随意的风格总是带来麻烦。我在第一封信里,把所有的问题列了一个清单,其中还包含英文版的一处引用错误,他非常耐心地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开玩笑地问我,喜不喜欢喝干(sec)红。后来,我又列了一堆问题,也同样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学生公寓里住着各国留学生,有时我也会咨询他们对某个单词的语感和意见。就这样,我的翻译工作能够进行下去了。那段时间我天天和老外聊天,应该是英语语感最好的时候,德语也在凑合着学和用。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中文书名《寻常物的嬗变》,是出版社建议的。Transfiguration在丹托那里有双关义,他在书的一开头就谈到基督变容的典故,但在整本书中,这个词并不能都翻译为“变容”。我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将transfiguration翻译为变容、变身、变形和转变等,后来觉得出版社的建议也不错,于是在书名中用了“嬗变”,以强调突然的、整体的改变,同时也显得像个文绉绉的书名。

  丁晓洁:丹托的关键词有哪些?如何去理解他对艺术的见解?

  陈岸瑛:大家总喜欢把“艺术的终结”当作丹托的关键词,但我觉得这是丹托思想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在我看来,丹托对“艺术终结”这个概念的使用,基本上不超出黑格尔的范围,他只是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核心思想的论证。我个人觉得,丹托对艺术理论最核心的贡献,体现在1964年底向美国哲学年会提交的那篇论文《艺术世界》(The Artworld)中,我翻译的《寻常物的嬗变》一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这篇论文的扩展。正如丹托所说,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的艺术体制论,是对这篇论文彻头彻尾的误读;包括国内对“Artworld”这个概念的解释,多数都是误解。丹托并不想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生产的环境,也不打算将艺术界理解为一个圈子或江湖。丹托所谓的“艺术世界”,最好被理解为哲学或逻辑学中的“可能世界”——他发明了一种从“可能世界”出发来定义艺术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用排列组合和矩阵来定义艺术,这种定义既是开放又是封闭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定义,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普遍认为,艺术是不可定义,也不需要定义的。您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读读我为《寻常物的嬗变》写的译者序,里面有较为简明的介绍。我认为,只有从“风格矩阵”的最后一列(全是负号的那一列)来理解“艺术的终结”或“艺术史的终结”,才是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否则读读黑格尔也就够了。

  丁晓洁:您觉得丹托对艺术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陈岸瑛:他最大的贡献,刚才说过了,就是他在《艺术世界》一文中为艺术下的那个定义,以及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两件看似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则不是?”这些是丹托对美学和当代艺术理论最大的贡献。丹托对艺术的定义,从美学史来看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同时,对于我们理解艺术史、理解当代艺术也有很大的帮助。最近我让我指导的研究生以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为案例,研究“现成物”(Found Object, Readymade)这一艺术手法或艺术门类的起源,这篇论文以历史考据为切入点,但最终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关系到当代艺术的根基。我觉得丹托的艺术理论,是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参考。

  丁晓洁:丹托对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影响有哪些?

  陈岸瑛:大概也就是艺术终结论、艺术界之类的吧,可能人云亦云的成分居多。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太忙,没时间坐下来仔细读原著。

  丁晓洁:目前中国的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研究还缺乏什么?

  陈岸瑛:不缺知识,不缺“理论”,不缺实践,更不缺钱,但可能还缺一些系统性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哲学思考是西方文明最顶级的思考,也是最基础、最彻底的思考,从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一直到文化和艺术,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搬来一堆西方的哲学术语和各式各样的理论,那还不叫在进行哲学思考。记得陈嘉映先生说过,他的理想是教哲学说中国话。说中国话的哲学,未必整天谈什么道、气,但一定要思考最体己、最日常、最真实的问题。这才是真正处在思考和工作状态中的哲学。

  丁晓洁:您觉得中国是否有“丹托式”的艺术理论家?(有或没有)原因是什么?

  陈岸瑛:有那么一些朋友正在致力于做这样的艺术理论家。在这方面,我们得向丹托先生学习,一方面得有扎实的哲学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还得熟悉当代艺术,从事批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