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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祥华:当代中国美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主要课题

一、美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任何对实际问题的探讨总要有一个理论的逻辑起点。找到了逻辑起点,就好比找到了源头,整个理论体系就有了立足点和生长点。美学是美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研究美育的必然依据。然而,当代中国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形式论美学、本体论美学、价值论美学、人生论美学、生命论美学、存在论美学……令人眼花缭乱,我认为,由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最适合作为中国当代美育研究的理论起点。

王国维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在20世纪初,从人生论视角出发,创建了他的美学和美育理论,并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的重要遗产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美学和美育理论。王国维的美学和美育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之问题”①。“人生之问题”的核心是“忧生”。人的生命何以成为可能?人如何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与“忧生”俱来的生命困惑。“强颜人世苦支离”,“暗淡谁能知汝恨”,“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这一切使王国维念念不忘。另外,他的“无用”说中的嗜好,“古雅”说中的传统趣味、“境界”说中的“血书”情绪,也都给审美以现代性的内涵,预示他人生美学的诞生。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却以他特有的哲学气质,洞察人生的悲苦。他开创的人生美学之所以能影响至今,“不仅在于它成功地融合了中西美学和美育思想,而且在于它抓住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转型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在这大转变、大震荡、大迷惑的时期,人如何有意义地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百余年来,时代变迁,但是,这个问题却仍然存在。所以,人生论美学和以此为出发点的美育理论也仍具有生命力。”②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美学一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美学的坐标一直遥遥指向西方——因而也就不是指向人,而是指向理性的“知”或者道德的“善”。从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热衷于探讨美的本质的“客观性”问题,人生问题被所谓的“客观性”、“社会性”、“必然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所淹没,而作为感性存在的人、作为一次性生命存在的人,却完全被不屑一顾地疏忽或者遗忘了。正如有的学者批评的那样:我国主流美学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它对人的漠视,“忽略了内在的生命活动,忽略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忽略了作为生命意义的秘密。”④ 显然,这样的美学根本无法贴近国人的生活,也无法走进当前的美育实践。原因很简单,美育关注的是生活着的人,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这种美学是没有具体生活的人的,只有作为“美的本质”的那个抽象的“物”或者是作为“人的本质”的那个抽象的“人”⑤,这样的美学是“冷美学”、“贵族美学”,“它雄踞于尘世之上,轻蔑地俯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⑥ 这样的美学注定与关注人生体验、人生境界、人生关怀的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当代中国美育研究要取得新的成就,必须回归到由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上来。认真研究和借鉴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的人生论美学及其美育思想,吸收当代西方唯意志主义美学“人生艺术化”、存在主义美学“诗意化生存”等观点,把美学研究与美育研究结合起来,从工具论与认识论层面走向深层的人文精神建设层面,使中国美育研究真正关心国人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当代美育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在我国美育理论研究中,对美育的理解多有分歧,总体上讲,有两种取向:一是作为“教育价值取向观”的美育;二是作为独立成分的美育。前者认为,美育是培养自由的完善的和谐发展个性的那种教育,即“美的教育”。后者把美育同德育、智育、体育相并列,认为美育是“培养年青一代感受美、鉴赏美和艺术创作能力”⑦。这两种取向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不视“美育”为独立的教育成分,但重视“美育”的人文精神,强调以培养完满的人性和人格为根本目的;后者认为美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成分,它有自己独特的性质、特征、功能、规律和方法,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即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能力,但无形中却消解了美育的人文关怀。

美育的这两种取向,如果说作为独立成分的美育较为可行的话,那么作为“教育价值观”的美育则更为深刻,因为它要求的不是孤立地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是着眼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着眼于人性和人格的完善。要在两者作出选择,的确很难!但是,如果从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角度,有机地把这两种美育观结合起来,视后者为前者的基础,思路就比较清晰了:首先美育是“独立”成分的美育,它以培养和发展人的感性(包含审美能力)为基础;但是美育的目的和作用并不是就此结束了,它还要进一步协调德育和智育,即促进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塑造完满的人性,最终实现人的“诗意化生存”,这最后一个层面的作用正体现了美育的人文关怀。


二、美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内容实践化

美育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与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维科学、脑科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从学科定性上来说,它因侧重不同,既可以成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可以成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教育的子系统,首先与教育大系统以及从属于大系统的所有其他子系统有着内在联系及一致性。”⑧ 这就是说,在根本意义上讲,美育首先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美育理论研究必须为美育实践服务,这是美育理论研究的最终归宿。美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系,决定了美育研究必须把“审美育人”作为重心。当然,研究“审美育人”问题,需要应用美学知识,但绝不能停留在美学的层面上,不能照搬美学理论,而“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殊性对美学等学科作必要的选择,特别是要把美学理论向育人的实践转化。”通俗地说,当前美育理论研究要着重探讨美育的具体实践问题,即探讨教育对象审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学校和教师怎样进行美育的问题。简言之,美育理论研究要向实践深化。

美育作为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理论给予指导,如教育对象的审美发展,美育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法体系、评价体系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美学研究的重点,甚至在一般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各级各类学校更好地实施美育。这就要求,美育理论研究应该向教学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化,向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的具体问题深化。就是说,美育理论要转向研究“怎么将装在头脑里、写在书本上的理论转化成实际操作行为”的问题。

(二)研究视野扩大化

20世纪80年代,美育理论研究多在局限在美学和教育学层面,主要探讨美育的本质、性质、功能和实施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美育的基础构成学科如心理学、思维科学、脑神经科学迅速发展,为当代美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不少学者开始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美育的价值,美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呈现出扩大化趋势。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将脑科学研究纳入了国家科学发展战略规划,各国著名大学也纷纷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认知神经研究机构,这些旨在通过对人类智慧探秘来强化智力开发竞争力的计划和行动,使得脑神经科学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同时也开拓了艺术和美育理论工作者的视野,敦促他们把研究的眼光移向脑科学。资料显示,享誉世界科学界的《自然》(Nature)杂志,在20世纪最后10年,恰好每隔3年发表1篇围绕艺术是否有益于智力或学习发展的研究报告。具有同等学术地位的《科学》(Seience)杂志以及众多的脑科学专业期刊,在这一时期也登载了与艺术、审美相关的许多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美育的脑科学机理的探讨。

(三)研究方法科学化

当代中国美育理论研究要有所建树,不仅取决于美育观念的转变、对美育功能的认识程度和进行实践美育的勇气,而且更取决于美育研究方法、手段、过程的科学化。通常意义上讲,“科学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⑨:其一是数字化,即现象的数据化和按照数学模型进行的推论,从而找出如同数学那样严谨的规律或结论;第二是实验化,即所有关于原因和规律的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其三是概念化、理论化,即对现象进行精确的本质的概括,对现象的本质进行严格的定义,并以概念间的关系揭示和表述现象之间联系的规律。

美育理论研究通常采用哲学思辨、逻辑论证、理论概括等“形而上”的方法,这些都属于“科学化”中第三个要素的范畴,即概念化、理论化。20世纪60年代,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国外美学界出现了实验美学,美育研究也开始向实验化迈进。然而,科学化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数字化即“量化”,美育研究很少采用。用“量化”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美育通常被认为是自由度较大、强调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和个性的师生双向交流活动,用数量加以确切描述,一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然而,科学研究科学化程度的高低,又往往是以数量化程度的高低而论的⑩。因此,采用“量化”的方法研究美育是一种必然趋势。

于是,美育以及有关的研究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仅用语言定性研究,不科学;用数量定量研究又似乎不可能,依然是不科学。但是,美育研究要站得住脚,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又必须科学化,其中包括必须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以赵伶俐为代表的一些美育研究工作者,在教育部“八五”、“九五”规划的有关实验课题中,大胆地采用量化的方法,利用量的确切性和在一定范围多级性的特点,来反映美育及有关现象在一定量的范围内质的特性和伸缩度。例如,她的研究小组自行设计的《审美欣赏能力测试问卷》,在项目设计和评分标准上,都采用了这种确切性和多级性相结合的办法,较为成功地尝试了审美活动及欣赏能力量化描述的方法。

三、美育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我国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特殊时期,美育作为一门由多学科构成的应用性学科,其理论研究应当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从长期以来局限于理论分析的狭窄圈子走出来,转变为对现实审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把文化生活和教育实践出现的新问题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当前中国美育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都需要深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项。

第一,美育的本质问题。对于美育本质的探讨,即对“美育”这一范畴的内涵进行深入而科学研究,是美育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美育本质的认识,有多种看法:有人主张美育是附属于德育的“附属论”;有人主张美育是培养完满人性的“完人教育论”;有人主张美育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教育论”……但是,我认为,美育首先是感性教育,它的任务是发展人的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包括情感);进而协调德育和智育,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从而塑造完满的人性,实现人的“诗意化生存”。有关美育本质的各种说法必须厘清,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美育的本质,从而为美育理论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美育培养“生活的艺术家”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唯一之路。但是,现代化在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繁荣富强、文明发达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拜物盛行、工具理性膨胀、自然生态恶化与精神疾病蔓延等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克服社会的阴暗面,达到社会的正义、平等。此外,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借助美育的手段,引导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自然、他人和自身(11)。就像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说的那样:“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这是海德格尔对人类与社会的呼唤,也是对美学与美育的深情呼唤。这一重大课题应当引起一切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美育发展创造力的问题。着眼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教育如何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已提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日程。过去,不少人认为创造力的培养,需要智育,勿需美育。其实恰恰相反,作为审美教育的美育,在促进个体审美能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促进着创造力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还会有助于人的整个认识能力的成长。现有研究表明,美育对解放无意识,保障自发性(12),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发展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13),促进直觉能力、想象能力等方面,都起着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作用(14)。正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把艺术教育列为核心课程,作为发展学生创造性的课程来设置。而我国学术界对美育促进创造力发展的价值重视不够,研究还比较浅薄,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第四,美育与脑的开发问题。当前,有关美育与脑科学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可以说刚刚起步,当然也没有真正有份量的论著,但是美育与脑科学、神经心理学关系的探讨无疑是美育学科实现新的突破的一个关键命题。因为,美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美育与脑科学关系的探讨可以使之更具有科学性。美育是教育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而教育学、美学同心理学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讲,心理学是美育的重要支撑。而脑是心理的器官,脑的功能与机制正是心理学科的生理基础(15)。因此,美育学科要加强其心理学的支撑,必须引进神经心理学的内容,探讨美育与脑神经科学的关系,探讨美育活动及其效果的神经机制与规律。

美育与脑科学的结合,也是脑功能开发的需要。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美育对大脑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右半球的抑制状态,使大脑皮质兴奋性增高,两个半球的优势得以充分整合;二是加强神经信息通路,改变化学递质或调质的分泌量,提高神经信息传递的速度;三是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刺激和情感支持,促使儿童的脑以全面的方式成熟起来;四是影响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大脑边缘系统,有助于提高情绪智力(16)。显然,加强这项课题研究,不仅能够推进素质教育,而且还可以使美育学科取得新的突破,使之更具有科学性。

第五,美育具体实践问题。美育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必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美育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为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美育理论工作者要确立当代问题意识,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很好地研究美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课程系统、教材体系、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以及课外活动、师资队伍建设等具体问题。特别是教学评价事关教育的方向和性质,已在国际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外有教育专家提出运用“情景化的评价方式”来代替传统的考试,对艺术教育进行教学评价。美育评价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并进行必要的研究。

第六,大众审美文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并日渐成为当代审美实践的主流。大众审美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现代人性的建构起着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17)。调查显示,当前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也超出了包括父母和师长在内的影响因素(18)。因此,深入探讨大众文化的本质和双重作用,如何根据大众文化对学生的影响相应地调整美育策略,无疑是美育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 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② 杜卫:《论中国美育研究的当代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版,第6期。

③ 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郑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5页。

④ 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郑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

⑤ 杜卫:《论中国美育研究的当代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潘知常:《美学何处去》,《美与当代人》1985年第1期。

⑦ 陈桂生:《“美育”辨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⑧ 赵伶俐:《当代美育研究的主要课题与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⑨ 赵伶俐:《当代美育研究的主要课题与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⑩ 赵伶俐:《论美育的科学化——兼论整个教育构成的科学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1) 曾繁仁:《论美育的现代意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2) 杜卫:《论美育与创造力的发展》,《教育研究》1991年第4期。

(13) 陈红:《审美教育对小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4) 冉祥华:《美育与创造力》,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 曾繁仁:《美育与脑科学关系初探》,《文史哲》2001年第4期。

(16) 冉祥华:《音乐教育·全脑·创造力》,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17) 张晶主编:《论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10页。

(18) 见《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网络科技时代》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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