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女性身体作为艺术史上最难处理的题材之一，已经凝聚了一批极具魅惑力和挑战性的文化题域与知识范畴。为性别偏见所囿，女性在艺术史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一度导致女艺术家严重缺失，被凝视与误读的命运迫使其不得不对既定规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出质疑。从传统的架上画到当下无法归类的视图呈现，女艺术家对自身身体的展示与表征，持续进行创新与实验，不仅有效规避文化镜像效应带来的虚假性与危害性，而且为重写历史提供了可能。　　在艺术实践不断繁荣的当下，女性身体作为其中重要的图像资源，凭借强大的视觉表征与空问生产功能活

一、性别文化的再现与隐喻　　在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断裂致使80年代建立的话语表达在90年代不得不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被再现。80年代是一个在现代化逻辑内部建构起来的文化变迁和制度更迭的过程，遵循从“现代”到“更现代”的逻辑演绎规律，其合法化主要是通过挪移“五四”时期包括“启蒙与愚昧”“自由与专制”“反抗与镇压”等两项对立在内的标志性文化修辞来实现的，前提是每一组短语的左侧范畴不约而同地赢得了认同与肯定。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形式呼之欲出，事实上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被禁锢的历史循环当中，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中国女性被幽闭和禁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三纲五常的社会信条和伦理道德观念之中，读书、学习的权利被剥夺，聪明才智得不到发展和发挥。在美术领域里，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门从事美术创作的女画家，偶有女性绘画赋诗，不是迎合男性的需要，便是聊以自娱，能表现独立人格价值的可谓凤毛麟角。　　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给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带来了客观的条件，许多最早接受五四新文化教育的女性从幽闭的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融入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女

刘国松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墨艺术家，也出版过一些中国画的著作，台湾地区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大美术系及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多年前发现刘国松早年出版的口袋书《临摹‧写生‧创造》书中有抄袭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旧版书《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李长之著)的内容，并于前不久发现新的抄袭证据。　　对此，刘国松及其女儿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本早年旧书是引用了李长之先生的内容，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台湾地区有戒严规定，故在著作中没注明引用大陆学者姓名。　　40多年前，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

我们很容易指出，杜尚的现成品《泉》批判了艺术体制，但却很少讨论体制批判起源于何时?或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提问应该是，体制批判的言说起源于何时?我们的理论言说和具体艺术实践之间又出现了怎样的时间差?　　与艺术体制相关的理论话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及后来乔治·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二是彼得·比格尔的艺术体制理论，三是本雅明·布赫洛的体制批判。这三者主要对应的艺术实践分别是1960年代初的安迪·沃霍尔，历史上的前卫艺术(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达达等)，新前卫艺术(1960年代末的汉斯·哈克、丹尼尔

旅德艺术家任戎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和欧洲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的大型个人作品展。随着这些展览的主题脉络和呈现方式在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中的渐次展开，也逐渐显现出了任戎近些年来在艺术观念和文化身份立场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转变。　　体现在艺术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在任戎的这一系列个人展览的实现过程中，已经逐渐超越了狭义的“作品”的局限，更多的是将展览的发生地作为一个文化对象，深入地研究和发掘这一系列文化对象所内涵的那些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信息，同时将这些“无形”的社会文化属性在展览空间中与“有形”的作品相碰撞，从而产生

1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美感的神圣性”这个美学观点。他说：“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境界，还缺乏基督教那种令人敬畏的宗教情感，我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从西方的基督教里吸取一点宗教情怀，对传统的万物一体做出新的诠释，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上帝’而生死以之地加以崇拜，这个‘上帝’不在超验的彼岸，而就在此岸，就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所讲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之美，就不仅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而且具有神圣性。”“具有神圣性的‘万物一体’的境界是人生终极关怀之所在，是最高价值之所在，是美的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并体现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诉求，从而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同志当年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确立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恰当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辩证地扬弃。　　文化的价值之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是这样